呂大樂新書：《四代香港人》，剛由進一步出版。
書小巧易讀，不是嚴緊的學術大塊文章，個來小時，就看畢呂生對四代土產的造像：首批是戰前出生的老人家，逆境求存，克己堅忍，對下一代開放寬容；第二代是戰後嬰兒，今天的當權階層，社會精英，不願放權，對下一代不信任；第四代是七六後出生，「打從開始就是輸家」，甫出世就被父母監管；而中間的第三代是六六至七五生的，最受忽略，最平庸，「不出頭」。
唉，我正是第三代。同意又不同意。同意，第三代受忽略，像生在中間的女子，沒有大女光芒，沒有幼女受寵，很少以斷代身份被提及。卻不同意第三代平庸。當然，說此話的肯定是經歷過會考、未有九年免費教育，而事事覺得是靠個人努力，歷盡萬水千山，在競爭脫穎而出，在社會階梯拾級而上的戰後嬰兒所說的，第三代因接受普及教育而顯得平庸。但，無忘遊戲準則由誰定﹖主流價值由誰左右﹖第二代用自己的目光及需要去定性第三代，難怪總在人下「不出頭」。
我卻覺得第三代特別急、特別累。
急於證明自已，少年期已目睹中英聲明、移民潮，朦朦朧朧感到時間無多；未大專畢業發生八九民運，明與不明之間，目睹變天，見證變臉，家庭解體，種下分崩離析的情緒；走不掉的，趕緊在最短的時間享受世紀未的華麗，社會、歷史大氣候不要多想，想多無謂，知得太少，無得因你改變。有人趕乘科網經濟快車，浸浴在第二代未能掌握的泡沫風光。初嘗得意滋味，強化信念：要走自己的路，懷疑第二代的價值觀，最緊要是：快。
急趕的生活怎不累，而且沒有第四代的輕省，反叛無力無勇，經常要游說上一代，或以「協商」為本領；同時被下一代質疑、挑戰。
夾心的第三代精神特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