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為行動

訪問維怡的稿 《兩個女人談兩個佬》出了,被編輯推遲了一星期,因為上星期副局長的稿很擠。打開報紙才一看,怪叫一聲,張相很大,好恐怖,唉,怎去形容看見自己樣子時全身汗毛直立的感覺……anyways…..

這篇訪問很難寫。想說想問的其實很多。也要顧及明報的讀者群(趣味性),我想跟他們說一個怎樣的故事,達成一個怎樣的效果﹖

藝術跟政治的關係是最想說的(多少是因為看了最新出版的C For culture, 難耐它的輕,那種跟社會脫軌的傾向),自主錄象跟本土公民社會發展的關係﹖社區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是一個怎樣的解決方法﹖

現在寫得不很深入,其實維怡看得很透,特別是文學跟政治的關係,她在今期《字花》寫得很清楚。她認定文學的命運就是反抗,反抗有兩重:一是主流社會/集體規範,二是自己,要跟自己保持距離。有關第一重,她說(橙色是我後加的):

「那麼,如果我想寫一個反抗社會規範者的故事,即是說我要寫出所有這個反抗者正在反抗的事物,這些規範是現存於世上的,即使各個書寫人對「規範」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演繹,但只要你有某個程度的觀察力,現世還是會提供一個藍本讓你去寫的。這,已經不是容易為之的勞作了。問題是,如果我們希望有新視點的處事方式,令到這個反抗者竟在故事裡有贏面!噓,這可就麻煩大了!因為除了要寫出所有這個反抗者正在反抗的現存規範之外,還要想像出所有可供這名反抗者的反抗有成功可能的元素!所謂「反抗」,包括至少兩個方面,即反抗者與被反抗者,而一個「反抗」要「成功」,至少要包括這兩方面的改變

這不單要靠反抗者的「勇氣」和「堅持」,還要被反抗者(經常就是指一些社會規範)的結構元素產生一些改變……同時,如果舖排的元素不夠,太過脫離現實生活經驗,或者讓人覺得只是剛巧有個非凡的主角很有勇氣,那這個「反抗」的故事就會失去與現實世界對話的能力,而失去了它提出新視野的力量。」

有關放下自己,她如是說:

「——所講的「放下自己」,並不意味言論溫和,沒有立場的個體,反而是願意與人激辯,同時有認真聆聽對方的話語,容許自己因辯論後改變的可能性--別以為這是與人溝通才會有的情況,當你要與自己筆下的人物激辯,可真夠受哩!

可見,文學也好、錄象也好,對她而言,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呈現,得要把反抗的空間及可能都要找出來,連自己也需要不停拆解及梳理,才是人文關懷所在,相信很多努力純藝術或冷藝術的人會反對,但,她的確打開了參與式的藝術可能,在她的創作脈絡下,藝術成為行動,成為運動的一部份。

自己未必是她的同路人,卻很欣賞,同時,會找自己的空間。

有關社區作為解決方法,是一直很想探究的問題,因為社區同樣有它的排他性,Richard Sennett 在《The Fall of Public Man》有很尖銳的批評,如引用人類學所指的偽物種形成(pseudo-speciation) 及moral outrage等等, 當然,得要看在地的處境來看,這將是自己繼續想的問題。

About cally

don't be cruel. smell the light. read the music. feel th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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