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將『所有東西』美學化?

咋天參加「城市遊學」聯校學生作品展 的對談環節,台下的中學生反應一般,大概不太習慣在公眾場地發言,也許是我們的內容太悶了,也怪自己不懂深入淺出,教了這幾年的課,還是不太懂跟中學生交流。

不過,同場的三位藝術家的提問很重要,特別是主理「社區傢俬-公共廢物再造計劃」的吳家俊問我「日常生活跟藝術關係」時,我答得一團糟,什麼在自己生活提煉自己的作品,可能是有關回憶、自我身份等等,後來補充了有關自我的發現,從創作中尋找跟自己的關係、跟老師、學校、制度的種種,但說得不好,不清不楚,有同學瞪大眼睛想聽的,但我錯過了可以借同學的作品具體說過明白的機會…很可惜,回家後還在想,即使看了不少女性主義的書,我為何這個關係還是沒有調理清暢,很沒用呀😦

幸而活化廳的可愛女孩阿恩,傳來現即在活化廳駐場的台灣藝術家湯皇珍的一篇文章: 當「日常生活」成為課題:藝術行動中的文化反省 ,馬上又神清起來,文章由一個關曾鍵提問開始:

日常生活物件被頻繁地放置到藝術空間中展示,似乎所有事物都能理所當然地成為藝術。進而,這類型的藝術實踐原有的衝突性逐漸被抹平、稀釋、遺忘。Kaprow尖銳地問到:「我們為什麼要將『所有東西』美學化呢?」

雖然作者分析的是九大年代台灣的創作脈絡,但相當同意他的分析:

「當藝術與非藝術(non-art)無限趨近時,便能召喚屬於後設層次的強大破壞力量,台灣早期的行動藝術家接受了這種破壞力量在開展藝術思辯空間時展現出 的潛力。另一種答案則是屬於文化探詢面向的,當藝術家與其日常生活之關係的重新考察,能回應其個人內在需求,特別是某種認同焦慮或自身文化位置的追尋時, 涉入日常性的行動策略便具有相當高的優位性。因為如同Kaprow所發現的,行動能讓人重新認識自己。這正是本文即將論述的,90年代初以來台灣行動藝術 家所擁有的創作底景。他們並非直接議論台灣藝術的主體性何在,而是根本性地透過自身存在處境與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微觀細節,來開啟討論的可能性。這些創作者 都超越僅僅思索生活本身,以及嘗試與之進行調解、折衝的實踐面向,進而將「日常生活」這個核心關懷從自我身心調度的課題,拉抬至文化、社會機制、地景乃至 場域的層次。正是在這一點上,台灣的行動藝術越過Kaprow所提之衝突性被稀釋、抹平的危機,並延展出一條與其問題意識能相互參照,卻迥然不同的實踐軌跡。

當然,今天中學生的生活脈絡跟我們成年人很不同,這個一定要常記在心,他們的生活詩意跟我們很不同,如何讓他們明白可以以藝術手法、帶一點距離地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異義,或/及創作性的爆發點及轉移,真不易。事實上,正如文中所說,藝術也會生產「甜甜的失敗」,力保自省的習慣,讓尖銳的批判歷久嘗新也是創作人根原性的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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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e cruel. smell the light. read the music. feel th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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