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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記者的失語—記《灰記思索大時局》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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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發佈會很有意思,就在對主流傳媒愈來愈不信任的時刻,五、六、七、八十後的記者(主要是電視新聞)冒著黃雨來到明麗的北京道1908書社,聽三位講者及主持(杜耀明、潘達培、新書作者盧敬華及主持羅淑儀) 分享前線記者的迷思及困局。

進一步出版的《灰記思索大時局》集輯了前線記者盧敬華過去五年在網上寫的文章,最初,盧以灰記客為名開blog,為了「填補平常的失語」,用自己的方法去議事去看世界。換句話說,分析此書所寫,正看見主流媒體的不能、不願、不想寫。而此本「篩選版」足有六百多頁,寸多厚,說不得的份量。當中包括今天傳媒不能、不願說的:價值判斷(左傾) 、西藏議題、國際視野。

已離開媒體工作的潘達培直言:「電視新聞本質是膚淺的,只是捕捉某種情緒,某些Sound bite 而不是展開深度的討論。而今天的記耆的訓練,除了學化妝、練聲、讀稿外,還學什麼? 」已在浸會大學新聞系任教超過二十年的杜SIR,不失幽默地說:「採編寫的技巧,就好似飛髮鋪的洗剪恤,只是基本功,好快學識,但價值觀唔係,宜家採訪就好似開個研討會,你一句,佢一句,再加一兩個專家及官方之言,就叫做了平衡報導。」他再語重心長地說:「記者的本質是尋求公義,而不是維持所謂的客觀、平衡報導,當建制讓我們做不了什麼,政客庸俗不已時,就是要做一個好記者。」全場默然幾秒。不知在場的年輕記者如何消化。

杜Sir也反問盧敬華:「書內每篇文章,都可以係一個故題,點解唔行前一點,多做點,也許可以成為故仔?」盧敬華答:「唔,也許我們也有自我審查,如有關西藏議題,真的連問也沒有問過老細。不過,西藏話題不單是國內禁區,香港學者、傳媒連碰也不碰。」的確,此書不少篇章都是討論西藏自決及被暴力漢化的苦痛,那種今日西藏,明日香港的人文關懷及焦慮通書可見,因此,也得到西藏作家唯色的迴響,寫了一篇很有份量的序。

另,本土兩個字的解釋及演釋,早成兵家必爭,但杜Sir卻認為此書「用國際視野來談本土」,雖然很有博客文章散漫特色,東談西說,但無論說的是西藏、利北亞、沙地亞拉伯、沖繩或綠島,最後都是拉回香港,討論香港當下的情勢。潘達培也說主流媒體的國際視野只限大國的大事,其他的,老細就只會問你:同香港有什麼關係? 去到外地,最好就是採訪一下當地華人的生活,這樣就叫做有關連,叫做視野了。

此外,杜Sir 也問盧何為左傾? 在今天,當階級矛盾及人文關懷有衝突時,如自由行的討論,作為左傾人士,如何進入討論? 這樣的一條難題,盧生沒有即時回答得很清楚,但又談何容易,期待日後更深入的討論及分析。而作為五十後的盧生,當了前線記者超過二十年,在香港絕對前是異數,而他在七十年尾在加拿大留學時,吸取的「毛派」、世界主義、站在人道立場關心弱勢的價值觀及識見,幾十年來繼續滋養他的人生,即使不能在主流媒體好好發揮,仍用自己的方法,不求吸精,嘗試把議題拉長拉闊,持久地默默地耕稼,單是這份堅持,我想,已很值得有心當前線記者的朋友參考了。而作為五十後,在一片只重年輕花樣而不重歷史思考的時代,盧生的議論又提供了別樣的關注及見解,這也在豐富了香港故事的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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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

這幾天都很低落,討厭翻騰又翻騰,原地踏步,重頭又來過的疲憊,又暗暗慨嘆宿命到底是不是託辭,人、事、情是慾望輪盤上的什麼﹖ 經驗為何沒有流入血內,成為真正的養份,智慧為何像隻自來鳥,來去無蹤,需要時,偏不見,不需要時,來了也不知﹖

滿地碎片,左右邊緣尋找凹凸記憶,徒勞不如痛哭一場。

讓自己空白。讓自己呆。默。坐。

忽然,微光輕照,似是想通了一些東西,也似是稍稍明白了楊牧的這段話,領會意志的強大:

「所謂『長久』用力與『執著』於詩的這種生命情調,並不是為了隨時能夠起興抒情,而是希望那長時間全面的投入足以在感情思想轉化為文字之際—有紀律的文字,所以潛力無窮—挾其精神與想像力,即刻超越時空的限制,也就是說,追究這首詩是那一年在甚麼地方或為什麼寫的其實並不重要。」(p 20, 《楊牧詩集 III –1986-2006 》)

「原來所謂『詩言志』並不是文類發展的執拗或阻攔,蓋時態與人稱之均衡變化提供了超越抒情的體裁,為我們激盪出無匱乏的形式與風格,正足以負載,表達超越的心志和無窮的思維。」

小快樂

晚上從信箱收到禮物。是青年小說創作坊的作品集。

青蔥自主,內容、排版、封面、設計通通自己來;而且快,六星期在旺角圖書館舉行的課後,同學都肯寫,有質素有產量,可以一書在手了,替他們高興。當然,我只要講了兩堂他們興趣不大,可能說得太深的課,另有兩位導師每堂細心跟進及誘發,才是功臣。來上課的,不單是年輕人,還有在職、年長的,這樣的課,真的不易教,同學生活經驗、對文學的看法、對寫作的期望都大大不同,但,相同的是,都願寫寫寫,是呀,寫呀。那股動力及衝勁很美。也給我正面的能量。謝。

 

第二屆九龍城書展講座

兩個講座後,感覺很虛,不知自己又說了什麼傻話。

性別還是自己關心的,連閱讀白雙全的作品,也以性別角度切入,身體跟城市的關係,藝術家這個身份在跟參與者亙動時所起的作用等等,但我還是說得不清不楚。聽著小白細說他的作品種種,很有味道,對我而言,他作品多從某個概念出發,但過程充滿直觀、偶發、又陌生化某種熟悉的場境,令作品有意外而來的驚喜,所以是複雜而很難評論,往往就是喜歡和不喜歡,當然,我是喜歡的。 但,聽他說如何以身體進入某個特定的空間 (HK Body Series),如用自身的高度來量度公共建築的關係,用肩膀來量度某條馬路時 (五個人行的斑馬線),我本能地覺得這種把身體物化為一種簡單的量度功具,只有男性藝術家可以這樣做。女性藝術家以身體來進入某個空間時,很少很少會把自己的身體中立為某種不帶意義的介面,因為女性身體在公共場合的展現是很複雜的,是一種要跟各種社會制約糾纏後的結果,沒有男性身體的自由及「放肆」。當女藝術家要用身體回應公共空間時,往往指向別樣的記憶、苦痛或什麼,而不會輕鬆地成為一種簡單的中立的工具。我是覺得有趣的,但在討論會上說得不好。當然,白在台灣的「回家系列」及在異地要讓自己的迷路等作品,若果由女藝術家做的話,情況及效果會非常非常不同。性別在創作上,是真有很大差異的。

此外,感到小白作品中有很濃厚的宗教情操,作品經常成為他處理自己某種情況的需要,如讓自己迷路,正是從迷失的過程中重拾自己的存在感,很有治療的意味。他不少作品,對我來說,什至貼近某種自省式的修為訓練,如對空白的時間、空間的填滿及延伸,對視覺的反思,對存在的印證,對某種符號特變的閱讀,對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復修等等 。後來,聽他說,宗教信念的確跟他創作大有關係,但他不想在講座上詳細地說,但,原來他真的追求某種的神秘感,哎,明白了,難怪他的作品的魅力,對我來說,就是相當直觀式的呼召,引起某種不易說明又強烈的情感反應,有趣,很有趣呀。

不過,銅錢的另一面,這種直觀的作品,卻又少了一點社會脈絡,跟大環境的關係又顯得疏離。例如台灣的回家系列,「回家」似是一個借口,而不是真的要去討論或再定義什麼是一個家。重點是重建人與人單純的一種關係。不過,對此,我仍有很多想問的問題,如果白不是以一個藝術家的身份來叫觀眾帶他回家,而是以清潔工人、木匠或其他身份時,效果會很不同。當然,我明白,他在台北藝術館前做這個,正要address什麼才是藝術家,身份是由藝術館定義的嗎? 跟觀眾回家,就是把藝術家(主動、展示)及觀眾(被動、收看) 的位置易轉,但,我想問是,正正是這種易轉,到底觀眾會拿出什麼東西來給眼前的藝術家看呢? 跟他拿給其他人看的是否一樣? 當中也看到,台灣人對藝術家的想像及期望。如果,作品是在香港藝術館前做,又如何呢? 大家對藝術家的想像又如何呢? 從中,又是否看到某些特定的地區的文化生態? 這些已跟白的作品無關了….

此外,也因為「家」,我想知道小白怎樣看本土這個身份,他有很多機會旅行或在海外做art work,又選擇在台灣做作品,他如何回頭看本土?可惜時間不夠,白只能給我很簡短的答案,原來他不太關心這個本土問題的討論,不在很核心的範圍,「我還是關心自己多一點」他說。

講座完結後,又在另一講座說自己的小說,唉,其實己是十年前的作品。我認知的媒體生態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女性書寫在流行愛情以外,還有什麼可能? 其實,就是繼續寫寫寫,實驗和實驗,突破主流市場對愛情的樣板程式: 夢幻、甜美、單一、快樂終結,更重要是建立新的美的標準、新的情慾可能及別樣的階級想像,不再是嫁個有錢人、滿是中產趣味 ,要另起爐灶真的不易,自己卻停滯了很多年了。不寫愛情,以社會議題入手,又可以如何? 心又戚戚然了。我努力得很不夠,希望身旁的年輕人,個性爽快的黃怡有更好的風景。

但遇上前輩如洛楓、 許迪鏘及其他很少見面的朋友,是非常感恩的。

其實,很喜歡今年九龍城書展的主題:大時代、小日子。

另,閱讀這張書展講座的清單,某個程度上,都看出當下香港的社會脈絡及大家關心的議題,不失是另一種對時化變化的紀錄

書展記事

《小東西》,2010

很多年沒去書展,上次去是因為《小東西》(指南針,2001)出版,今次去也是因為《小東西》(文化工房, 2010)。

十年前後的作品,捧在手時,妳會有什麼感覺﹖沒有,像風眼中的平靜。低氣壓已過。校對時,才最低迴,回首自己有過很純粹的創作狀態,下筆直觀,潔淨簡若而有結構,感情遠冷而不淺薄,有好的篇章卻不夠深刻,有細的描述卻不夠層次,有趣的角度卻沒有提問,點到即止,才力所限。但很懷念那種寫作狀態,決斷明快,專注爽潔。觀察細微的編輯兼老闆袁兆昌,問我:妳的小說是不是不用頓號的﹖我說,是,不用。過去不用,今天分號也出現了。階段。看舊書,如看舊相簿,一張張幼臉,有過的天真,都是自己。

周一去書展是出席一個叫「香港「八十後」小說的六種可能」 的講座,我是長者,同行的另有五位年輕朋友。沒有多大宣傳,因為安排很急,開場前五分鐘,只有一兩位朋友入場,卻想不到,五分鐘後,人就多起來,約有三十多人出席。更想不到的是,台下的提問很有水準。書展是個很大的平台,什麼人都有,火花不同,也真有伯伯因為好奇「八十後」而來的,阿昌的騎劫策略果然見效,我們一眾人當然沒有任何共識。很喜歡紅眼 (《紙烏鴉》的作者)的答案,大意就是媒體騎劫八十後這個字頭,我們寫作人本身最叻是騎劫,大可騎劫再騎劫,更重要是八十後並非千人一臉,寫作人更要找回自己的面臉。他邊說,心在拍掌,這正正是八十後的特質,不因循,自有本色。真好。

另一位朋友亞文諾(《獻給上上》的作者,熱愛寫作,少話卻精準,如阿昌說他「不愛社交」,他馬上說,「只是不愛多餘的社交」,因為不見得人人的故事都值得寫的。他此番言談,也得到台下的一位小姐的激賞。有趣。

而台上最年輕的是黃怡,喜歡她在明報寫的小說,貼近時事,又帶些魔幻。她當下卻很是焦慮,因為中七放榜在即,她還在十字路口徘徊,知道在香港不可能做全職的作家,又不想做位平凡而成功的主流上班族。她出身名校,理科生,成績很好,要讀文學院還是社會科學? 思前想後,很是緊張。於是,她的問題引起台下的同輩的迴響和提問。沒有能力提供答案,只有理解。也反影了香港不是沒有朋友想寫作,卻沒有好的土壤和環境,在現實的緒種考慮,創作的衝動和火花就在不經意的計算或疑慮裡消磨。其實,我自己也是,忍不了也分享了自己的困惑,就是寫作是不是一種介入社會的有效工具,寫作人又想專注,又想參與社會運動,當中心思和時間的消耗,很難平服。會後,那位很欣賞文諾的小姐,以長者的溫柔單獨跟我說:「若玫,我給妳一些意見,要先攪好自己,參加太多社會運動妳就會亂,很散,人就不能定下來寫作,不一定要參與的。」好,我會想的。

當然,也有老師在場,有位中學老師問我們一眾人,在以後二十年,如何讓自己成為偉大的作家,又問有什麼書一定要看,她的學生就是不思考,作文又抄…..。我們眾人互望幾眼後,先要文諾反問老師為何會認為學生不思考,喜歡他這句:「學生唸野時,係唔會俾妳知既。」好寸。另,車正軒(《小說旺角》的作者) 也跟老師說不一定要看什麼什麼名著才可以寫作,今天看漫畫、電影甚至蘋果都可以創作。看不到那位提問的老師的面孔,大概是黑色的。我也忍不住說,到底什麼是偉大,由誰決定,是比賽,是專家,是什麼,八十後正正不要這些附加身上的標準,另起灶爐。

有趣,想不到這個書展讓我認識了幾位很有個性的八十後、九十後的朋友,某個程度上,在他們身上看見了「八十後」的特質。也覺得正因書展是個雜亂的散貨場,反吸引了各路英雄,面向更廣,跟平日的文學講座不同,是個更能接觸不同人的對話平台。

雞蛋的一方

有夠多的蛋,硬牆的命運將不再一樣

今天在《信報》練生在專欄寫的〈一隻不自量力的壞蛋〉中引用了村上春樹年初在以色列文學頒獎禮上發表的「雞蛋演說」,並在此看到了全文及譯文,震動不已,在明天便是除夕時,正是好好內省、向前的時間。佩服村上先生把持作家的本份及良知,就在滿地鮮血、發動加沙戰爭的以色列舞台上說一些實話。看罷,激動良久。加強了作為一隻不自量力的壞蛋的決心。也再度看到小說家應該做的事情。

由於太愛此篇演說,還是大著膽子,把文章照抄如下,希望博客計算士不要介懷。

Good evening.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各位晚上好,我今天作為一名小說家來到耶路撒冷的,也就是說一名職業謊言製造者。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generals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lies.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當然,並不是只有小說家才說謊的。政治家也說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外交官和將軍有時也要說著他們自己的謊言,就如同二手車推銷員、劊子手以及建築師一樣。但是,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不一樣,因爲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稱他們說謊不道德。實際上,小說家的謊言說得越大越好,編造謊言的能力越高明,他才更可能受到公衆和評論家的認可和好評。這是爲什麽呢?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ful lies–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place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lies within us, within ourselve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我的答案是:通過更有技巧地說謊——也就是說,創作看起來似乎是真實的小說——小說家才能夠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才能讓新的陽光撒到這片新的土地上。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以其原始形式掌握真相,也不可能準確地闡述真相。這就是爲什麽我要将真相從眾多掩蓋之中拉出來,將它放到一個虛幻的地方,再用一種虛幻的形式將它替代。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清楚真實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是要想編造完美謊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質。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only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但今天,我並不想說謊。我會盡可能地做到誠實。這也是一年當中我不說謊的為數不多的幾天之一,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In Japan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fighting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city of Gaza,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children and old people.

讓我來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有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些人警告我,如果我要堅持來的話,他們就會掀起抵制閱讀我的小說的活動。當然,原因是加沙的戰爭正如火如荼。據聯合國報導,已經有一千多人在已封鎖的加沙城失去了他們的生命,許多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在接到這個獲獎通知後我不斷地問自己,是否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來耶路撒冷,接受這樣的文學獎是否是現在該做的事情,這樣做是否會讓人產生一種印象,說我支持衝突中的其中一方,說我支持選擇向世界展示其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的政策呢。當然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書遭到抵制。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但最後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還是決定來到耶路撒冷。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不想讓我來這裡。可能與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我總是要做人們反對我做的事情。如果人們對我說——並且特别是如果他們警告我——“不要去那裡”、“不要這樣做”,我就偏偏要去那裡,偏偏要這樣做。你可能會說,這就是小說家的性格。小說家是另類。如果他們沒有親眼所見,沒有親手觸摸,他們是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我選擇來這裡,而不是逃避。我選擇親自來看一看,而不是回避,我選擇在這裏向大家說幾句,而不是沉默。

Please do allow me to deliver a message,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請允許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遞一條信息,是一個非常私人的信息。在我寫小說時我總是在心裡牢記,但我從來都不會把它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我是把它刻在了心靈的牆上,這條信息是這樣的: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的一側”。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o it. But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是的,無論牆是多麽的正確,雞蛋是多麽地錯誤,我都站在雞蛋的一側。其他人可能會判斷誰是誰非,也許時間或歷史會來判斷。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無論因何種原因站在牆的一側來創造,那麽他的作品的價值何在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這個比喻是什麽意思呢,在有些時候,非常簡單明了。轟炸機、坦克、火箭以及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雞蛋是被這些武器毀滅、燒傷並擊斃的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就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含義。

But this is not all.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但是,並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我們來這樣考慮一下,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雞蛋。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存在於一個脆弱外殼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靈魂。我也一樣,對你們中的每一個人也一樣。並且,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面臨著一堵高大堅實的牆。這個牆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體制”。這個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的,但是有時候它會呈現出它自己的一面,然後就開始殘殺我們,並使我們去殘殺他人——冷酷、有效、系統地殘殺。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tru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我寫小說之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給予每一個靈魂以尊嚴,並且讓他們接受陽光的沐浴。情節的目的聽起來是一種警報,是對體制進行光芒的培訓,阻止它將我們的靈魂纏結在它的圈套中,防止踐踏我們的靈魂。我忠實地相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通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關於愛情、讓人哭泣和顫慄以及讓人大笑不已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一個靈魂的唯一性。這就是我不停創作的原因,日復一日,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創作小說。

My father passed away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ninety.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n Kyoto ,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small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我的父親是在去年去世的,享年九十歲。他是一名退休教師,是一名兼職佛教高僧。他從京都的研究生院畢業後,應徵入伍,被派到中國打仗。作為一個戰後出生的孩子,每天早晨在早飯前,我總是看到他的在我家的小佛教祭壇前非常虔誠地長時間地祈禱。有一次我就問父親為什麽要這樣做,他就告訴我說,他是在為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他說,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是同盟還是敵人。當我看着他跪在祭壇前的背影時,我似乎感受到了縈繞在他周圍的死亡的陰影。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我的父親去世了,帶著他的記憶,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的記憶。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死亡卻留在了我自己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那裡學習到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and we are all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今天我之希望向你們傳達一個信息。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個體的人,我們都是脆弱的雞蛋,要面臨被稱作“體制”的堅實的牆。從外表來看,我們根本就沒有贏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堅實——並且太冷酷了。如果我們有一點戰勝它的希望,那就是來源於我們對我們自己以及他人靈魂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來源於我們對将將魂聯合起來可獲得溫暖的信念。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花一點時間來考慮這些,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有形的生動的靈魂,而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來剝削我們。我們不能讓體制現出它自己的一面。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而是我們建立了體制。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這就是這想要對你們說的。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從石水渠街開始

做了一年多的書,終於出來了

做了一年多的書,終於出來了

我只是文字編輯,沒有寫,書出來了,仍看到別字…唉,都是自己的錯。此書很有份量,不單紀錄了聖雅各社區服務廿年來的工作,也總結了前線社工的經驗,如城鄉如何連繫、單親婦女工作、合作社的責任與承擔、藍屋及市集的保育運動、以動物開始的社區綠色地圖等等,都從實戰出發,總結經驗,還有學者如許寶強、黃洪、鄧永成等等學者的理論補充,加上朋友精美的設計,希望做到實華兼備。願此書會有銷量,所有收益都會用在服務工作的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