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整 | they said RSS for this section

勇敢的女孩

沒有信仰,未知有神,但信有精神意志,像這位女孩,Lizzie Velasquez,天生怪病,不能增磅,樣貌異人,長期受人歧視,什至被幾百萬人選為世上最醜的人, 宗教給她力量,龐大堅定,真不知她如何走過幽谷,恰似電影中的人物,卻光亮萬倍。聽她如何抵擋了幾百萬人的網上欺凌,抵銷了全世界最醜女子的咒語,大大方方跟全世界說,我就是守信念,做自己,繼續生活。大方。因為自信。

Girl Voted the Ugliest on the Internet Gives an AMAZING, Godly Speech

原來youtube 也有很多她的訪問:

楊絳老師《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talking_w_sun

原來7月17日是楊絳老師的生日,她一百零二歲了,據報,她仍健筆,生活有序,是眾人的精神老師。再貼她的舊文,此文最近又在網上瘋傳,好文也是活種子。

《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過平靜的生活。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準備回家。

在這物慾橫流的人世間,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 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周旋,還得準備隨時 吃虧。

少年貪玩,青年迷戀愛情,壯年汲汲於成名成家,暮年自安於自欺欺人。

人壽幾何,頑鐵能煉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鍛煉,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績;不同程度的縱慾放肆,必積下不同程度的頑劣。

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

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我們曾如此渴望命 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歷史敘述與文學敘述 ──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與書寫為討論中心》 討論會

日期:       2012年6月9—10日
地點:       香港嶺南大學,主樓地下MBG07
主辦單位: 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亞際書院、
台灣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201269(週六)
9:30—9:40 開幕式 (陳清僑主持,賀照田、陳光興工作報告)
9:40—12:00 第一場:時代經驗
主持人: 林道群(香港牛津出版社)
發表人: 黄子平(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姚丹(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特約與談人:錢永祥(中央研究院社科中心)
12:00—1:30                          午餐時間
1:30—3:30         第二場:時代經驗與歷史理解
主持人: 夏曉鵑(台灣世新大學教授)
發表人: 孫曉忠(上海大學副教授)
              王翔(上海大學博士生)
              薛毅(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特約討論人:梁文道(香港著名評論家)
3:30—4:00                     茶歇
4:00—6:00         第三場: 圓桌論壇(一)
主持人: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社科中心)
與談人: 王富仁 (汕頭大學教授)
              程翔(香港著名評論家)
              鈴木將久(日本明治大學副教授)
              鄭鴻生(台灣作家)
 2012610(週日)
9:30 —12:00      第四場:解析當代(一)
主持人: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
發表人: 何吉賢(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何浩(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
              張煉紅(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程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特約討論:羅永生(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
12:00—1:30                          午餐時間
1:30—3:30         第五場:    解析當代(二)
主持人: 毛尖(華東師大對外漢語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政勛(首爾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延光錫(台灣交通大學博士生)
              阿部干雄(日本一橋大學博士)
              胡清雅(台灣交通大學博士生)
特約討論:賀照田(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3:30—4:00                     茶歇
4:00—6:00         第六場:圓桌論壇(二)
主持人: 高士明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
與談人: 陳永發(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清僑(香港嶺南大學教授)
              孫歌(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光興(台灣交通大學教授)

今天去了由AICAHK 攪的talk,主題為“Piles of Debris Growing Towards the Sky: Curat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講者是七十後相當年輕的Claire Bishop。最初認識她, 就是看了她編的Participation 及那篇 “Antagonism and Relational Aesthetics" 讓我認識「關係美學」、「對話美學」。因此,多少是冒名而去藝術館的。

她很有活力,說話很快,但簡潔,有很好的圖解,相信是很有魅力的老師及講者。

其實她說的東西,不是很新鮮,如對今天名牌藝術館如Tate等的批評,就它們都只求高大威猛、spectacle 及商業成功,也提及New Museum 的概念, 即是非物質、重概念、透視過程,非線性歷史、沒有常規展藏等等。她也簡單地羅列不同時段的藝術館(畢竟是位教書人,明白的,學生總要概括性很強的圖表),如何看待歷史,又如何統攝了 “modern"以及" contemporary" 這兩個字。對她來說,所謂"contemporary" 是如何跟歷史發生新的關係。

不知怎樣,我還是很有睡意,可能午飯不久罷。但後來說到The Archive of the Commons, 藝術館不是只紀錄1%的人的東西,而是要為99%作紀錄,也直指accessibility of collection 非常重要,這個把精英拉下的說法不新鮮,但很中聽。其後,她再說到藝術教育不應只停留在藝術欣賞的層次,去賞識藝術的偉大外,也要有critical education, 哈哈,這就很對胃口了,讓學生成為 “agent" ,是的,還有把"artwork as a relational object" 也非常重要,讓我重訪過去自己對教育的取向及思路,今年九月又要教書了,希望自己不要忘記此路向。 也許,這些想法很簡單,但如何實踐仍是功夫所在。

他們仨:程翔、梁慕嫻及李鵬飛

3月20日明明是春分,晝夜均分,春花怒放,但黑色的感覺比大寒還是入骨,長毛、黃洋達、鄧建華、容偉棠 及陳倩瑩去年九月衝擊科學館舉行的替補機制論壇,裁定公眾地方擾亂秩序及刑事毀壞等四項罪名成立,法官判長毛即時入獄兩個月,並要為科學館的損毀賠償四千一百五十元,另外四人入獄三星期。各人准以一千元保釋外出,等候上訴,並須在十四日內提交上訴通知書。唉,示威都要入獄兩個月,而豬狼之餘還有掃把頭在亂舞叫喧,北京解放軍入城夜深傳鎗聲,無從知道真假,是那種無從、無處叫人灰黑,日光可以再長一點嗎,只想看清一點。

下午去了城大由公共專業聯盟主辦的講座「假若中共黨員統領特區政府….」講者包括『我與香港地下黨』作者梁慕嫻及程翔、法律學者張達明及政治學者陳家洛,也有沒有上台的前高官李鵬飛。

有幸聽到三位身經政治百戰的長輩的直言,得益良多,開了耳朵,清了眼睛,確認當前形勢的險峻,明白香港政治真的進入黑暗時期,過去我們都在「白區」內天真地成長,對中共的政治制度、中聯辦(從前的新華社)的人事架構、決議過程、行事方法根本一無所知的,所謂地下黨員的組織關係也以為只是遙遠如東歐鐡幕國家的劇情。不,早,就不是了。

一頭銀絲的梁慕嫻女士早已退黨,現居加拿大,但她眼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核心價值正受破壞,馬上急趕回來,「雖然過去十五年來,都在《開放》發表文章,但今次還是要仆回來,以覺悟了的前地下黨員身份,跟更多香港人親口說出這個明白的訊息:反對由地下黨員當特首

她先分析了地下黨員跟被統戰的對象的分別。地下黨有組織關係,有組織規範,領導可以直接指令,如董建華不是黨員,他只是一位很忠心的被統戰的對象,沒有組織關係,但當時就有葉國華做特別顧問。而香港仔曾蔭權跟中共關係最疏,不可直接指令他,他會扭計,拿什麼便宜,但,現在中央需要一個可以向他直接下令的人,如果由地下黨員當特首,背後的領導人就可以直接下指令,管治香港,也就是地下決議,地面只是施政,這完全違背了一國兩制的精神。所以她很憤怒,一定要回來,她字字鏗鏘地促請仝人努力把地下黨的問題普及化,令每一個香港人都知道。她更叫傳媒工作者不要自以為客觀,「好似希特拉要打法國,傳媒當然不是兩邊各打五十,平衡報道,而是要以公義之心發現真相。」

她理直氣壯地解釋地下黨員跟黨員的分別:「地下黨員宣誓時承諾不可公開自己及組員的身份。現時中聯辦就是要找一個身份最隱蔽的人。你是幾乎不可能找到梁振英是黨員的證據。」

會上的人都很想知道如何可以分辨邊個係邊個唔係。而台下的飛哥,也問梁知不知道司徒華曾是共青團的身份﹖因為幾十年來,都無人聽過此消息,直至他出自傳時才爆出來,非常震撼。粱女士清楚回答,說:「我只能知道曾跟我有直接交往的,可能是開過組會的名字,這些名字我都寫在書裡,但其他成員我是不會知道的,而我是知道司徒華曾加入共青團的,早在學友社年代,我們已認識,(梁自己是學友社前主席)也多番叫他快寫自傳,他卻應為不合戰鬥利益而拒絕,他實在有很多公務在身,一旦公開身份,影響太大了。但有人以為他要求入黨,其實是他當年沒有被領導提名「轉正」,但年紀已大,一定要離開共青團。」

梁女士不是許家屯,不是葉國華,手上沒有名單,又如何分辨地下黨員的身份? 她的土炮是:一是實證的,曾跟當事人開組/說話、二是推算、三是行為實證。她如何推算梁振英是地下黨員﹖ 「他曾頂替毛鈞年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當年毛是循道中學校長,後身份被公開,全城迴響很大,後來就是由梁替上,如果那個只是基本法諮詢委員的委員角色而不是秘書長,他可能只是被統戰的對象,但現在是個最關鍵的秘書長。」在場的飛哥,也很同意她的推斷。我還沒有看過梁女士的書,對此推算及得出程介南、林瑞麟都是地下黨員的結論,未能確認,不過,今(3月21日)早已看到沈旭暉在信報寫的“〈梁慕嫻的「梁振英是共產黨員論」考證--偽命題背後,真正的憂慮〉,對她的推算很有意見,因為她對葉國華的推算也直接影響rountable,他當然否定被洗腦,被控制。文章似有很多有力的論據,也認為共產黨員也有好人壞人等等,但無論如何梁振英是不是地下黨員都是一條真命題,他是不是好人不重要,重要是不是已介入了香港的管治,是否已破壞了一國兩制的執行,也很想知道,葉國華是否只資助rountable 一間青年團體﹖動機是什麼﹖  很難抹掉當中的懷疑。

這是第一次聽見李鵬飛的發言,以他輩份,以他財富,的確可以安享晚年,但他仍然相當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憂心仲仲,而且直說直話,很多金句,如「曾大屋的事竟然是真的,曾蔭權貪小便宜,一次過掃清公務員團隊一直堅守的廉潔,你本來就是要whiter than the white, 我跟大家說,一千多支紅酒一支都不是他自己買的!」「可怕的是,為何最高領導人早自2007的照片、言行、資料忽然如此鉅細無遺,叫人直流冷汗,我認識了唐英年家族三十多年,從沒聽過唐有女朋友的,看見報導後,好錯愕,當然也不好意思問。」「而為何唐營形勢急轉直下,而梁如何勸走也不走,就因為power base finished,唐背後是廖暉(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而北京的太子黨早幾天被消滅了,什麼「重慶模式」、「唱紅打黑」被定為接近文革不可取,而北京的權鬥一直延伸到香港的特首選舉,破壞了一國兩制的精神。雖然我不信教,也真不知特首跟他的上帝說了什麼,總之真是God Bless Hong Kong。」他臨走前的一句話,聽得我心微震:「我今年七十多歲了,就是有份被鄧小平鬧為香港的“『孤臣孽子』,老人家就是訓唔著。」那一刻,信他真心為港。

意料之外,程翔先生的發言比較簡短,他說自己早預見地下黨在香港發揮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早在89年,已經開始提出要公開新華社的組織圖,並每年在雜誌“《當代》更生一次,後雜誌結束後,明報跟進每年更新,直至97年,又停了。「即使地下黨不公開,它都是存在的,為何不把地下組織、決策機制透明化,滅少恐嚇,只有放在陽光下,才可以受人監測、評論。」「97前後的五年,西環跟中環的政治距離仍是遠的,事情都會先上北京再回中環,避免影響香港一國兩制的影像,地下黨對香港事務的參與是受到限制的。但03年50萬人上街後,兩者距離開始接近,現在什至有「西環決策,中環執行」的說法。程生也是主張把地下黨身份公開,促地下黨馬上按香港普通法登記,依香港的文化、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行事,要參政就要憑實力取得市民信任。即使明知共產黨嗜權,擁抱一黨專政,是不可能這樣做,但我們仍然要堅持去問去爭取。不過,程生有一個關節點,我不太認同,就是就說得要看黨員的素質,如果這位黨員不是一味單聽指示,而是擔演梳通及說服中央的角色,他又未必反對。相反,現時也有不是黨員的人,忽然愛國,主動推銷23條,所以,「就是不以黨為先,一切有利於最大程度拉開二制的可能。」但不以黨為先,此種鬆動,會否很危險﹖ 黨人當然也有好壞,但站在維持一國兩制的精神,對一黨專政的不信任上,應否不以黨為先? 沈旭暉對葉國華、梁振英的護航,是否也就是此言論的延伸﹖

此外,粱女士指出要小心辨識建制派,內裡早有二股不同勢力, 地下黨員(幹部+黨員)跟建制黨員(政府官員+富豪),從前暗戰,現在明鬥得日月無光而已。而且只要有地下黨員的地方,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會受到消磨,港大818事件是明顯例子,而程介明肯定是地下黨員,大家也要密切留意國民教育的工作。而所有這些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蠶食是不會馬上發生,而是一點點地改變,只有公民素的改變,堅持抗爭行動,才有希望。

聽罷,心不住往底沉,不得不直面香港的政治現實,原來知得這樣少,中聯辨到底有些什麼人、權力架構、組織成份、決策程序、遊戲規則是如何運作? 簡直是無知。也許,我們已經進入黑暗時期,危險時刻,但骨頭一定要夠硬,除非決定以後幾十年當自己盲了聾了活死人地生活。God Bless Hong Kong。

Voices from Poland—sometimes life is bearable

sometimes life is bearable

多謝幾位波蘭朋友的幫助,她們終於帶來了原汁原味的辛波絲卡紀錄片:Sometimes when life is bearable,朋友們還特意替我們翻成英文,並在一個小型的分享會(跟字花合辦,在電影文化中心舉行) 播放,真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文化交流。

雖然配樂及剪接都稍嫌煸情及造作,但還是看到詩人的日常喜好,少女又高雅的羞笑,純真又智性的對答,幽默又鬆動的言行,別有個性的喜好(如對Clich 的偏愛),總之,跟她一起上路,拍照、買禮物、上藝術館,夠了,已經。記得,

片中有多小對答,小故事,如他的助手問他何時開始吸煙,她說「大概是occupation 的時間罷。」「明白的,戰爭的時間一定很難過了。」「噢,不是的,不要誤會,我說的是有關erotic 的。」—-哈哈,非常辛波絲卡。

其實更想知道她年輕時代的生活,如戰爭對她的影響,89年前後思想的改變,但單看她少女生活照片也很滿足了,她的眼睛, 總閃著好奇的光芒。

紀錄片裡我們看到很多她很欣賞的名人,除了活地.阿倫外(特別欣賞他寫的對白,以及電影裡的人都是看書的) ,還有Jane Goodall (守候、共生、保護野外猩猩五十年的珍古德,不知道香港何時才會上她的紀錄片, 唉),詩人說:「珍是很有智慧的,她讓我們知道每一隻猩猩都不一樣。」這多少看出詩人反人類中心的價值,的確,她對大自然的關愛、細察,對人類的自省詩作常有反映。

另一對她很有影響的人是哈維爾,放回歐洲脈絡,這真的很很可以理解,非暴力革命、文人執政、忠於真相,保護言論,是多少知識份子的理想﹖ 什至有人說是哈維爾讓她接近政治,雖然辛波絲卡一直都沒有直接參與政治行動,但她對政治冷諷、明察是明顯的。

影片播放後,也請了波蘭朋友唸了六首詩,聽到波蘭文字的音韻及節奏,似乎比中文短,起伏很大,唸了: Soliloquy for Cassandra,Snapshot of a Crowd,Could Have, Brueghel’s Two Monkeys, Astonishment, Conversationwith a Stone。

因為最近香港苦悶的政情,我對《布魯各的兩隻猴子》特有感覺,似聽見猴子的鎖鏈叮噹作響。

《布魯各的兩隻猴子》

我不停夢見我的畢業考試:

窗台上坐著兩隻被鐵鍊鎖住的猴子,

窗外藍天流動,

大海濺起浪花。

我正在考人類史:

我結結巴巴,掙扎著。

一隻猴子,眼睛盯著我,諷刺地聽著,

另一隻似乎在打瞌睡──

而當問題提出我無言以對時,

他提示我,用叮噹作響的輕柔鐵鍊聲。

Brueghel’s Two Monkeys , 1957

This is what I see in my dreams about final exams:

two monkeys, chained to the floor, sit on th windowsill,

the sky behind them fultters,

the sea is taking its bath.

The exam is History of Mankind.

I stammer and hedge

One monkey stares and listens with mocking desdain,

theo therseems to be dreaming away–

but when it’s clear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he prompts me with a gentle

clinking of his chain

Dark Pines Under Water

Dark Pines Under Water

This land like a mirror turns you inward
And you become a forest in a furtive lake;
The dark pines of your mind reach downward,
You dream in the green of your time,
Your memory is a row of sinking pines.

Explorer, you tell yourself, this is not what you came for
Although it is good here, and green;
You had meant to move with a kind of largeness,
You had planned a heavy grace, an anguished dream.

But the dark pines of your mind dip deeper
And you are sinking, sinking, sleeper
In an elementary world;
There is something down there and you want it told.

Gwendolyn MacEwen
From:   The Shadow-Maker. Toronto: Macmillan, 1972

他的橄欖樹

from Wall in Palestine

去了台灣三天,看了陳界仁的《在帝國的邊界上》、篠山紀信的《東京廣角》、到了「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探了台北植物園花草,訪了寶藏巌,也見了兩位很久未見的朋友,已經很豐盛了,想不到,更是精彩的是在回程的機上,認識了坐在身旁的一位巴勒斯坦醫生。

醫生很溫文,六十歲左右,說話很慢,有種穩健可靠的力量。他先是看見我在機上改學生paper,問我是不是老師。我說是。教媒體、教寫作,也是個寫作人。他長長「ar」了一聲,默然幾秒,便開始說他的故事,給我上了一堂中東歷史課。

他是巴勒斯坦人,年輕在德國學醫,主修麻醉科,曾在美國工作四年,後跟華裔太太來台灣工作,一做十多年,現是台灣某大私家醫院麻醉科主管。儘管現在生活很好,他每年都要回巴勒斯坦兩次,春季和暑假。今次十一月回去,是為了參加olive harvest festival,「我很懷念家鄉的橄欖樹,自少我們便和土地連結,真想快些回到山上,回到家裡,很想現在就吃到母親親手做的麵包,塗上新鮮收割初造的橄欖油……」他邊說邊微笑,一下子,快樂得像個小孩。

「巴勒斯坦人很苦,每天都有人被殺,在街上,在家裡,甚至在醫院裡,有些人一下子就不見了,人間蒸發似的,但我還是要回去,那裡有我的家人、朋友、土地,我們巴勒斯坦人都接受了這個命運,但不放棄生活。」他溫文地說,但有種我開始承受不了的重量。「我們打從被土耳其統治開始,國家就被人分割,天天都被別國偷去我們的地方,英國、德國都來偷,以及現在的猶太人,他們聰明勤勞,左右美國政府及媒體,散佈謊言,特別是CNN,總是黑白顛倒,明明是巴勒斯坦人被殺,卻可以說成我們發動偷襲;明明強搶我們的土地,卻說成是他們的領土,旁邊的中東國家如埃及,跟美國利益關係千絲萬縷,統統默許暴行。那個Bush,八年來,做過什麼? 」雖然看過Said 的書,對此不義之事未達無知,但聽見眼前真人不帶仇恨,一臉溫柔,慢慢道來時,眼淚湧出。「我會跟學生說你們的故事。」他聽後,歪歪咀,說:「我們的苦,妳是不會容易懂得,除非妳在我們的地方生活過,才知道什麼是危險,是日常生活的危險。」

「但我們不會放棄的,我們特別看重教育,我們國家出了很多優秀的科學家,妳一定要看看我們muslim 的經文,什麼都談,跟土地,跟動物的關係、天文、星象、數學、醫療什麼都有。我們要給下一代最好的教育,我每次回去都會助養親朋的孩子讀書,要下一代知道我們的歷史,要讓下一代更加堅強。」

他知道我是香港人後,他馬上問: 「你們為何做什麼都要這樣快? 我醫院裡有個來自香港的醫生學生,他換衣服只用三十秒,吃飯用二分鐘,說話快得我聽不懂,你們為何要這樣快?」我垂下頭,學習默然。

「自己是離開了家,留在台灣工作,家卻在心裡,而且自少就學會跟土地連結,每天會花兩小時,坐下來,默想家裡的山嶺、風聲、母親手做的麵包和剛收成的橄欖……我們很苦,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被殺,或人間蒸發,但我們知道這是命運,也知道不能放棄,心是豐足的,因為知道為什麼而活。」一邊聽,一邊想著今天的菜園村,明天的馬屎埔,還有自己的生活方向和不知何方的根。

「妳太忙了,這個生活方式不適合妳,我直覺覺得妳是個柔軟、心腸很好又聰明的女孩,妳真要這樣生活嗎? 」我開始呆了,只會耍出苦笑一個表情。

「我生活不需要太多,朋友也不需要多,但是真的朋友,可以互相扶持、可以依靠信賴的才稱得上朋友,在家鄉,我會買一些土地,邀請我信任的人來生活,來耕種,讓他們成為我們的鄰居。」

他又拍拍自己的左邊的胸「家就在我這裡,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意義,要照顧家人、朋友、很多小孩,要讓下一代更堅實。我知道很快可以回到山上的家,媽媽一定會為我造麵包、姐姐為我泡最愛的茶,朋友會來跟我談天說笑,巴勒斯坦是我的根。」

他反過來,又叮囑我要好好想自己的生活,上天是不公平的,有些人際遇就是特別差,但要順應及相信總有安排。

一小時多的航程很快就過了。有趣時,飛機一著地,溫文的醫生開始有些急燥了。他轉乘的飛機一小時後就要起航了。我們匆匆交換聯絡方法,他便提起簡便的行李,跟我道別。「我知道你不會來香港的。你不喜歡香港。」「天知道呢,也許有天也會來走走,但妳來台灣一定要找我,可以跟我們一家人一起煮飯、聊天呀。」分手後,我沒有馬上走開,看著胖胖的醫生背影,有些笨重,有些急燥,但不無興奮,希望他一路順風,在山上的路,沒有被以色列軍人扣查叫停,他試過給十來歲的軍人叫停,就是找人輪流用槍對準胸叫你不准動,自己就繼續在你面前打紙牌、吃飯、無聊,懶理後面塞了一圈一圈幾百幾千部要過的車。他說這已是很幸運了,因為隨時都不需理由就開槍,或是嫌你樣衰,或是心情不好,開了槍後,第二天又會有媒體說是巴勒斯坦人挑釁的。

「巴勒斯坦人真的很苦很苦,妳不會容易明白。」這句話,成為我整個晚上的主旋。還有這句:「我跟土地是連結的。」他說了很多很多次。

回來後,翻查巴勒斯坦的Olive Harvest Festival,原來真的是每年都有,而且成為跟settlers 的戰線,Bethlehem Olive Harvest Festival Showcases Palestinian Resilience那些搶人土地的以色列人,連巴勒斯坦重要的農業橄欖也要強吞(The war of the olive harvest: Palestinians vs settlers),絕糧絕經濟,美國說什麼重開和平會談,天大笑話。

釋放劉曉波

 

 

上海街活化廳總司令傑作 🙂

 

實在太激動了,就在大國堀起,溫伯伯暢遊歐洲,突訪德國,大手用歐元買西班牙國債,希望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之際,挪威仍然伸出正義之手-The Nobel Peace Prize 2010 was awarded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肯定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獨立之音,真是太激動,不知道對中國民主運動有多大影響,但國際壓力也不能輕視。再看劉博士去年的最後陳述,心痛,眼淚就來,學者大可躲在白色象牙學院內做位受歡迎的教師,丈夫大可跟妻子過著安寧的日子,他都放下,堅執知識份子的良心及責任,捍衛最基本的表達權和對國家的直言,希望他早日回家。他的自由不單是他個人的,要求釋放他,也就是要求結束專政下的文字獄。

劉曉波去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庭上不獲允許發表最後陳述。劉霞透過自由亞洲電台網站,發表劉曉波題為「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的文章。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 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 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 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 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 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 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 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 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 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 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 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 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 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 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 把「國家尊重和保障 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 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 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 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 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 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 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 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 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 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 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 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 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 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零八憲章全文

書展記事

《小東西》,2010

很多年沒去書展,上次去是因為《小東西》(指南針,2001)出版,今次去也是因為《小東西》(文化工房, 2010)。

十年前後的作品,捧在手時,妳會有什麼感覺﹖沒有,像風眼中的平靜。低氣壓已過。校對時,才最低迴,回首自己有過很純粹的創作狀態,下筆直觀,潔淨簡若而有結構,感情遠冷而不淺薄,有好的篇章卻不夠深刻,有細的描述卻不夠層次,有趣的角度卻沒有提問,點到即止,才力所限。但很懷念那種寫作狀態,決斷明快,專注爽潔。觀察細微的編輯兼老闆袁兆昌,問我:妳的小說是不是不用頓號的﹖我說,是,不用。過去不用,今天分號也出現了。階段。看舊書,如看舊相簿,一張張幼臉,有過的天真,都是自己。

周一去書展是出席一個叫「香港「八十後」小說的六種可能」 的講座,我是長者,同行的另有五位年輕朋友。沒有多大宣傳,因為安排很急,開場前五分鐘,只有一兩位朋友入場,卻想不到,五分鐘後,人就多起來,約有三十多人出席。更想不到的是,台下的提問很有水準。書展是個很大的平台,什麼人都有,火花不同,也真有伯伯因為好奇「八十後」而來的,阿昌的騎劫策略果然見效,我們一眾人當然沒有任何共識。很喜歡紅眼 (《紙烏鴉》的作者)的答案,大意就是媒體騎劫八十後這個字頭,我們寫作人本身最叻是騎劫,大可騎劫再騎劫,更重要是八十後並非千人一臉,寫作人更要找回自己的面臉。他邊說,心在拍掌,這正正是八十後的特質,不因循,自有本色。真好。

另一位朋友亞文諾(《獻給上上》的作者,熱愛寫作,少話卻精準,如阿昌說他「不愛社交」,他馬上說,「只是不愛多餘的社交」,因為不見得人人的故事都值得寫的。他此番言談,也得到台下的一位小姐的激賞。有趣。

而台上最年輕的是黃怡,喜歡她在明報寫的小說,貼近時事,又帶些魔幻。她當下卻很是焦慮,因為中七放榜在即,她還在十字路口徘徊,知道在香港不可能做全職的作家,又不想做位平凡而成功的主流上班族。她出身名校,理科生,成績很好,要讀文學院還是社會科學? 思前想後,很是緊張。於是,她的問題引起台下的同輩的迴響和提問。沒有能力提供答案,只有理解。也反影了香港不是沒有朋友想寫作,卻沒有好的土壤和環境,在現實的緒種考慮,創作的衝動和火花就在不經意的計算或疑慮裡消磨。其實,我自己也是,忍不了也分享了自己的困惑,就是寫作是不是一種介入社會的有效工具,寫作人又想專注,又想參與社會運動,當中心思和時間的消耗,很難平服。會後,那位很欣賞文諾的小姐,以長者的溫柔單獨跟我說:「若玫,我給妳一些意見,要先攪好自己,參加太多社會運動妳就會亂,很散,人就不能定下來寫作,不一定要參與的。」好,我會想的。

當然,也有老師在場,有位中學老師問我們一眾人,在以後二十年,如何讓自己成為偉大的作家,又問有什麼書一定要看,她的學生就是不思考,作文又抄…..。我們眾人互望幾眼後,先要文諾反問老師為何會認為學生不思考,喜歡他這句:「學生唸野時,係唔會俾妳知既。」好寸。另,車正軒(《小說旺角》的作者) 也跟老師說不一定要看什麼什麼名著才可以寫作,今天看漫畫、電影甚至蘋果都可以創作。看不到那位提問的老師的面孔,大概是黑色的。我也忍不住說,到底什麼是偉大,由誰決定,是比賽,是專家,是什麼,八十後正正不要這些附加身上的標準,另起灶爐。

有趣,想不到這個書展讓我認識了幾位很有個性的八十後、九十後的朋友,某個程度上,在他們身上看見了「八十後」的特質。也覺得正因書展是個雜亂的散貨場,反吸引了各路英雄,面向更廣,跟平日的文學講座不同,是個更能接觸不同人的對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