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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 is a verb?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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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章看了幾遍後,先就想到這個向創作決志的老問題:「你在一個夜晚捫心自問:如果我不寫作,我是否就活不下去?」此問題問了自己十多二十年。年紀愈大,反覆的時間愈多,多得討厭自己。畢竟,要在香港繁花的物質生活,一切都嫌太多的環境下保有持久的免疫力,實在不易,而且累。感覺累。如乏力的彈簧。忘了自己可以翻身。一味把自己躲在冷眼和嘲諷的包裝下。問題真的不是做與不做,而是如何做,做得怎麼樣,還要做得自在。

多羨慕廖可以常留一片空白給自已看書、思考、寫作,其實,自己也可以的,就是太容易讓感覺帶走,有時又給突然而生的機會拐去,更難攪的是:你要做一個旁觀者,還是參與者﹖如天星事件,我總是格格不入,因為以身體作為抗爭的最直接表達,我到底是不舒服的。天星事件卻逼我想自己跟香港歷史的關係,歷史對一個自少跟歷史割裂的人到底是什麼意思﹖而這個問題,又如何可以在沸騰的集會,細細思量﹖不參與運動中,又能否感受運動的脈動﹖寫作成為一個動詞前,大概要有充足的養份才可起動。我想,我長期營養不良,時會無言。有太多不解的問題,時會失語。

廖對香港的未來是樂觀的。我也很同意。從較年輕的一代我看到閃光。我生於激盪的六八年,反叛的花朵卻沒在身上長出,卻成為生活富庶的八十年代、殖民教育成功的製品,個人主義、個人感覺、個人成就、消費主義早把反叛的血液污染(甚或抽換)。對我而言,力量往往花在跟自已抗爭,跟自己的生活處境搏鬥,步履怎也沒有他們輕盈,而且,我們這代人去了哪﹖溝通和參與都不是我們熟悉的言詞。若果我自覺有力時,真希望可以寫一個關於我們這群貧血但肥腫的一代。

對不起,哆嗦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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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 is a ve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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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洛謀廖偉棠一篇好文貼在戰車email group跟大家分享,教本就忙得要死
的早上,什麼都放下,想。
現先分享全文:

詩人,一個動詞

廖偉棠

在我剛開始寫作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句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經由哲人海德格的強調,流行於中國內地文化界。“人,詩意地棲居於大地”詩人們更是把這句話常常挂在嘴邊,爲其中“詩”的最高位置而自喜。繼而他們開始構想怎樣才算得上“詩意地棲居”?於是有人發奮賺錢,然後在四川、雲南等舒適地方購置別業,效仿王維作奢華的隱士;有人投奔“大款”,最好是房地産商,爲之寫頌詩、操辦詩歌節作爲樓盤宣傳活動,得小小甜頭;也 有人發憤著書,寫下一部部長詩組詩,雖然也是空中樓閣,虛榮心卻大大滿足了,也在文學史上得到棲居的位置;還有人作古代名士,吹蕭賣藝,浪蕩江湖,逐水草 而居,他們信奉詩歌即江湖、天下詩人爲一家這樣帶著封建色彩的烏托邦理念。

我的青春期也曾經爲這烏托邦理念所鼓舞,所幸不久。我的詩歌和生活常常予人“波希米亞”“浪遊人”的感覺,但在我十五年前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在生活上信奉的卻是博爾赫斯——一個書齋式寫作的貫徹者,雖然他無時無刻不在幻想著其先祖在潘帕斯草原上的種種冒險,但他的戰場始終在圖書館。我21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廣東,童年時蟄居粵西農村,是處山清水秀,我在自家小花園和田陌間的孤獨遊戲神秘悠然,奠定了我一生的性格,童年 的經驗也成爲了日後詩歌取之不竭的泉源。

少年時移居珠海,開始寫詩,珠海實在是一個適合潛心寫作的地方,平靜無波的生活,只有書籍爲伴,我差點以爲自己將這 樣窮經皓首至老,那時我相信文學就是生活的全部,書本上的經驗能夠代替一切生活經驗。其間我赴廣州求學兩年,稍識那城市早期資本主義之惡,導致我更強烈地 向我所私淑的詩人們尋找答案。我記得有一個晚上,在我重讀裏爾克《致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時我又遇到這句問話:“請你在一個夜晚捫心自問:如果我不寫 作,我是否就活不下去?”我終於能無畏的回答:“是。”承諾作出了,履行卻是艱難的。好多人都作出了這樣的選擇,但是寫什麽、怎麽寫他們卻懵然不 知,裏爾克的另一句名言“有何勝利可言?堅持意味著一切!”也曾流行一時,卻成爲了許多人不思進取的托辭,他們就盲目地堅持他們的不成熟或陳舊觀念一輩 子,定期向所謂的文壇交作業,兢兢業業地維持其小小的聲名,他們的寫作早已沒有樂趣可言,相信詩歌最初激動他們的力量也已無存。 生活改變了我,我沒有成爲偏安珠海一隅的詩歌工匠。我來到香港,生存的壓力狂風般裹至,這次我沒有躲避,還是裏爾克 的一句話給我勇氣:“對於一個真正的詩人,任何經驗都有助於他的詩歌。”,我在一家二樓書店工作,雖然還在熟悉的書籍包圍中,但一箭以外就是旺角的鼎沸鬧 市,資訊和現實的迅速更新帶來我的社會觀念更新,我終於體會到非知識份子生活的種種,我的思想從出世轉向入世,對左翼書籍的閱讀從盧卡契直接跳到切格瓦拉,我的詩歌趣味也從現代主義的“純詩”轉向美國當代更強調現實、經驗和行動的開放詩歌。龐德、黑山派和客觀主義這才真正進入我的理解,垮掉派 beats)也得到了我的重讀,推波助瀾的還有bob dylan等六十年代民謠詩人。我暢快地呼吸著一切混雜的空氣,大聲聽音,大聲說話,一切逆反於 我的也成爲了我的營養。

因爲黃燦然借給我的一本馮至《杜甫傳》,我開始了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大規模閱讀,至今不息,後來遇到的美國漢學家宇文 所安更爲我的學習另辟蹊徑,讓我重新發現古代中國在我身上的根系所在。2000年,我完全賦閑在家,一邊讀古書,一邊四處漫遊,第一次發現了另一個香港: 一個更“嘻皮”也更古風猶存的香港,也結交了許多非文學圈的朋友,他們如此單純,生活又隨心所欲,給我帶來更新鮮的靈感。

2001年,我決定邁出更大的一步:到北京去生活。一方面是想給自己更多挑戰,正如布萊希特說的:“到江河湖海中暢 泳”,另一方面也是受前文“闖蕩江湖”的浪漫氣息所鼓動,當時的北京,在我眼裏接近一個幻像,而事實上北京也正在成爲陳冠中所言的“波希米亞中國首都”。 我的決定是對的,儘管經歷了許多波折,最後我得以認清了這個幻像。首先,我的生活變得前所未有那麽戲劇化,在香港詩歌是極其私人的事,在北京卻是公共化得 多——因爲有一個所謂的詩壇存在,有那麽多混亂的圈子存在,生活變得“泛詩歌化”,一個詩人的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以詩歌的名義進行的評論、裁決。在這樣的一 個“文學鬧市”中寫作,真是需要有更大的免疫力、甚至是與之作戰的勇氣。很多青年詩人甚至老詩人都在這一迷城中身不由己,但是還好我還有攝影師的身份,犯 不著去趟“詩歌圈”這塘渾水,結果是我在北京四年,越來越不賣種種圈子的帳,獨來獨往,“攜花笑風前”。最後我索性離開了那個是非之地,我仍感謝它鍛煉了 我,在我以北京爲基地全中國漫遊、攝影時,我得以認識到一個非常真實的中國:粗糙、殘酷、焦灼的中國,我的詩也因此變得更硬朗。

去年中,我回到闊別四年的香港,當然一切都在變,不變的是人的意志、詩歌的意志。我面對這個城市將會更激進,但又會 更有耐心,我知道她有更多的話要對我說,我已經隱約窺見了她的曖昧的笑。回到篇首所說的詩人荷爾德林,他有另一句詩更爲我喜歡:“詩人猶如信使,于世界的 永恒之夜半走遍大地。”在我的詞典裏,詩歌、詩人乃是一個動詞,時刻在激蕩中,上路、行走、接受變化。我仍將一次次的離開這裏、回來又離開。在“詩生活” 以外,還有一個更廣大的世界,那裏才有詩的真正存在。